逃离哈尔滨:童年、成长与素质教育末路

本期 BGM「Fonte(消融)」来自「凪のあすから (opens new window)」。

想写这篇文章,是因为这条推文 (opens new window)勾起了一些童年回忆,又想到博客自从 2019 年 Reset 之后,还没有好好介绍过那段经历吧。

# 从遥远的过去说起

AlloyTeam 从我入职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:有一个叫 rikumi 的同事,新人介绍从小学开始讲起,讲了三个小时。——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,肯定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;这些洋洋洒洒三个小时的内容,还是留在自己的文章里吧。

我出生在哈尔滨平房区,一个曾经鸟不拉屎的市郊。当时东北工业还没衰落,平房的支柱产业是汽车飞机零部件;造车的东安公司和造飞机的哈飞公司常年分分合合,而平房就根据区政府附近的哈飞厂区,分成了南厂和北厂两半。

小时候很少看地图,方向感是相对的,没深究过南北两个字的含义,只注意到了北厂相对繁华,南厂相对冷清。 父母在我出生时租了南厂的单间,姥姥家则在窑地;后来父母单位分房,也在南厂遥远的道东。离市区比最远更远的地方,那里便是我童年的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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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平房区的划分,连后来的地铁一号线都修到北厂为止。

从幼儿园到小学,父母和姥姥为了孩子在哪上学的问题争执不下,父亲也许是有远在佳木斯的祖父母的「最高指示」,总想让我转到自家附近上学,但最后还是拗不过老人;于是,幼儿园和小学就在姥姥家上了。

# 小学

小学叫保国四校,俗称保四,就在窑地那一片家属楼里,到姥姥家的距离大概一里路;后来住宅楼小区化,小学也就直接被围到小区里了,每天的上学放学也就跟同学们打闹着回家,好多同学都住在同一个楼,甚至同一个单元。

小学时不知道什么叫学习,上课凭兴趣,考试靠小聪明。 那时候的课堂上,老师提一个问题,后三排学生恨不得窜起来举手:老师,我知道,我知道;然后老师随机选一个举手最欢的同学回答。

虽然学校不大,教学质量还是很不错的,教学全流程都贯穿着信息化,对学生也有启发性。英语课从一年级就开始学音标和字母,还会上机戴耳麦听说读写;体育课是自由活动;微机课则是在带 3.5 寸软驱的卧式电脑上玩 DOS 系统的 CAI,在 Win98 里教我们四大自带游戏的规则、金山打字通、Office 以及画图。北方教育的一大特点就是除了体育老师之外几乎全都是女老师。

当时经常听到隔壁保一的各种喜报,也多次被带到保一参观,当时觉得楼多,院子大,就是好学校,自己的学校就是差学校。

课下,数学老师发现我喜欢玩电脑,就让我帮忙做 PPT,对着数学课本和影印图,把老师划重点的内容剪到 PPT 上,就这样从三年级一直做到了五年级。当时常用的 PPT 模板还是韩版像素卡通类型的。大概是四年级的时候,还被叫去大队部办公室做网页,参加(好像是省内的)小学生网页设计大赛,虽然根本没人教我 FrontPage,但是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东西为啥会需要别人教,工具栏上那几个图标不是都跟 Word 长得一样吗(x)。

学校之外,几乎没什么作业,父母给报了奥数班和英语班,也许是知道我更喜欢被表扬,所以专门上拔尖科目,不补差的科目。英语班的老师找我家长安排了好几次跳级,三年级直接去学五年级的课了;奥数班是两个知识渊博的老太太轮流上课,老太太经常表扬我们几个孩子,说我们「一定是上工大附(中)的料」,我这才在耳濡目染中知道了什么是升学。

放学或者补完课,我常常会趁父母上班,拖着姥爷骑助力车送我回自己家,打开家里在教化电子大世界配的有液晶显示器的新电脑,从换系统主题、添加账户、绕过 SAM,到注册 QQ、UC,带同学一起在学友网的聊天软件上聊天,再到折腾 Media Player 皮肤和可视化效果,一玩就是一整天;父母快要下班的时候,再关掉电脑,坐着姥爷的车偷偷溜回去。

寒暑假时,父母会接我回家,在自己的房间睡觉。夜晚拉上天蓝色卡通星星的窗帘,在风声或是雨声中入眠;早上总能赶在六点钟前起床,拉开窗帘,打开因为夜里害怕而拔掉的爱华录音机,调到 100.9 MHz 等音乐之声开播;有时在周末的清晨,父亲会叫我到公路(就是道东旁边的 G202)边的树林里散步,呼吸新鲜空气。

房间、树林、雨声、广播,这些意境构成了我童年所有的美好记忆,也出现在了中学时代的作文里。现在看来,中学时的语文不好,大概也是因为人生阅历不足吧。

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持续到五年级,(哈尔滨是五四学制,即小学五年初中四年)然后父母开始带我去各种学校的小升初自主招生考试,一开始过了黑大附中的保送,但可能因为实地参观过校舍,大家都不太瞧得起黑大;然后也考了六九联中和工大附中,六九联中的结果已经忘了,只记得工大附中花钱可以上,父母就咬咬牙让我上了;没想到这个「咬咬牙」,也只能撑一年。

# 可能要叫 Gap Year?

在哈工大附中的这一年(2008-2009),我很难找到一个所有人都能理解的称谓,大概对同乡会说「在工大附中上的初一」,对外只能说「六年级」,然后搭配一段冗长的解释;但这的确是我人生中受到最高素质教育的一年,也是拥有最多快乐记忆的一年。

工大附中的校舍就在工大正门对面,西大直街与松花江街神奇的三十度夹角内,后者则一直延伸到哈站;据说这里是以前的邮局,整个校舍除了新建的外语楼,其他教学楼都是经过多次修缮的老房子,有着哈尔滨独特的俄罗斯建筑风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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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工大附中的内部区划。

外语楼不知道为什么叫外语楼,门口挂了四个红字「工大外语」。我们班位于外语楼的左手最里面,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窗外的后院长廊和豪华厕所。一号楼面向一号院(外语楼与一号楼形成的院子)这一侧有一个侧门,进入一号楼之后有长长的走廊,只要肯花一点时间,可以经过一些学生科技手工作品的展示桌、以及各种神奇的 seminar 教室,一直走到二号楼尽头和三号院。春夏秋季的早操在一号院,冬季的跑操则从一号院集合后跑到二号院,而三号院可能因为更靠近毕业班,除了在二号楼门口有个校车始发站外,也就没什么特殊用途了。

来到新环境之后,顺理成章当上了「电脑管理员」,却也有一次被班主任以经常玩电脑为由,半开玩笑似的把我的名字写在班规里,规定举报我玩电脑加 〇〇 分云云。那条班规生效后的第一个课间,我去教室前面玩电脑,然后班里一大群同学跑到了班主任办公室。

已经有了一个女儿的班主任对我亲切地自称为「干妈」,所以那条班规大概只是跟我开玩笑;一些水课上,我也可以跑到数学组,玩班主任的戴尔台式机,顺便帮办公室的男老师修打印机。那时候在老师电脑上玩的除了当时比较热门的鱼鱼桌面秀、以及各种 XP 主题美化包之外,老师之间还流行在校内网上偷菜、「踢屁屁」;没过多久,校内改成了人人网,而等到我把偷菜文化传回家时,发现我妈跟同事玩的已经变成了 QQ 空间偷菜和抢车位了。

办公室的时间过得飞快,有时候一玩就是连续两三节课,直到放学该回家了,因为校车要走 40 分钟长长的路程回平房,坐不上就只能另等公交回家了(大概是 104 转 338)。

当时的通勤是每天早上从家出发,跟几个道东同学走过长长的街道,走过包子铺、文具店、超市和英才中学,从天桥上走过繁忙的火车道,去平房的校车始发站等车,晚上则在三号院坐上校车回到同一个地方。

跟班主任不同的是,英语老师每天挂着一张泼妇脸,天天挑我作业写不好,打电话叫我妈从平房坐车过来,就是为了当面数落我妈,而平时找我修电脑倒是很勤快。这件事我妈一直耿耿于怀,每隔一年都会跟我提起那个「泼妇英语老师」……

最值得怀念的当属那时的午休。从 11 点半开始,两箱精心包装的盒饭送到班上,大家就津津有味地吃着盒饭里的白菜和狮子头,我则养成了吃慢饭的习惯,把盒饭直接拿到多媒体讲台上,一边在电脑上例行升级一下傲游 3,用千千静听放同学们点播的「老人与海」、「牛仔很忙」或者「穷开心」,点开全屏模式,来回调整歌词和可视化的比例,一边慢慢品味我的盒饭;有些时候同学们更喜欢看电影,我们便搞一些 .rmvb 格式的动画电影来放。

那阵子大概我有了暗恋的第二个女生(第一个在小学),虽然她大概长得瘦弱黝黑,但打动我的也许只是在我玩电脑时的好奇,以及充满童真地跑过来给我捏肩膀。我常常跟友人说我是不挑剔外表的,喜欢一个人的心灵更重要。

另外就是一些糗事了,比如值周时挂着胸牌、拿着小本本,斗胆跑到二号楼初二初三的班上检查眼保健操;再比如跑到计算机教室,问其中一个老师 Ghost 恢复系统的时候菜单要按什么顺序点(当时看不懂上面的英语,应该是 Local -> Partition -> From Image),然后被老师怒怼「谁让你用 Ghost 的」……以及在中文计算机课上安装各种不同版本的 QQ 玩得不亦乐乎而被老师要求下周写检查,因而再也没去过计算机课,都躲在豪华厕所里面壁。

工大附中的教育是一流的。体育、计算机、生物有双语版,也就是独立于正课之外的一门类似于选修的课程;英语也有牛津版,区别于黑龙江统一的 EEC 版;除此之外还有俄语课,葫芦丝,夏天在马路对面游泳馆的游泳课程,以及在二号楼各类小教室上课的兴趣 seminar(我选择了做视频,课上听老师介绍了很多视频剪辑和动画知识,现在看来和大学上课无异)……

至于考试,这一年来即使是泼妇英语老师,也从没跟我强调过考试。那时候我对考试的理解就是,卷子发下来就做,写完了就交,考的好不好只要家长知道就行了跟我没关系。

这种生活持续到某一天,父亲大概是跑去江苏的某个县城找工作,然后说是要我请病假,跟我妈一起过去,上新的学校补课。

# 父母的逃离,却是我的刑期

大概是在东北继续干下去真的要揭不开锅了,而父亲的新公司老板又希望把我们一家人安顿过来,2009 年夏,父母让我请了一周的病假,跟他们去了扬州宝应县,一个比平房区还要鸟不拉屎无数倍的地方,在县郊的某个乡镇小学,找老师沟通了复习一周重新小升初的方案,最后也真的这样做了。

那一周,从父亲的破旧职工宿舍出发,坐公交车到镇上,沿着镇中心大路走到村里,往乡下水稻田间穿过一段泥洼土路,到那个离奇的乡镇小学插班。因为数学学的都一样,我也能认识初二水平的英语教材和词汇,所以那些天的复习重点就是苏教版语文课本了。

这一周里切实体会到了什么是文化差异。 上课时老师一直埋头讲,不会提问,提问也提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,学生也不会回答;学生作业写不好、考试考不好,要上讲台罚戒尺或罚跪;而他们做的广播体操,也是我恰好没学过的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,因为他们在学这个操的时候我已经上初一了。

每天早操时,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特殊,又或者因为特权,我会独自留在教室里,看着破木头做的板凳和黑板,因为好奇为什么没有湿抹布而去操场上的水池把黑板擦润湿,把黑板擦了一遍又一遍,大概是没什么可做的事就只能做些公益吧。

与送到嘴边、就着电脑吃的高级盒饭不同,在那个乡镇小学,我也是几乎第一次吃食堂。

不知道怎么买饭票,不知道怎么打饭,米饭太硬,菜不对胃口,再加上对父母妄图擅自决定我人生的抗拒,我买了一瓶矿泉水,从乡下走到镇上,走到公路,沿着京杭运河一路向南 10.5 公里,走回了父母住处,试图用这种方式表达抗议。 在路上我不知道路途多远,不知道终点在哪里,只知道如果撑不下去了,可以拦下路上的车,让他们帮我回家。

然而推开门,我说出口的只有吃不饱饭,而父母则直接买了些火腿肠给我,打了个车把我送回了学校。

这是禁止绝望的绝望,是无人倾听的孤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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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从泾河镇中心小学到八浅工业区,10.5 公里,一个连我现在都很难一天走完的路程。

# 待续 (1/2)